1953年我开始在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时，孙大雨先生也在复旦大学，以后几年我们是同事。但是我们接触并不多，因为我有三年教俄语，而孙先生一直教英国文学。我一向尊他为英国文学的老教师。从1957年开始，就“热闹”起来，孙先生的名字广为人知。这也是他的坎坷遭遇的开始。他有相当一个时期在“铁窗”中度过。这一段经历我略有所闻。后来问题解决了，他到华东师大任教，与吾友孙梁兄在同一文学教研组。我自己则早已“归队”，教英语与英国文学。
这次有机会阅读孙先生的《屈原诗选英译》，使我较多地了解孙先生。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……等，我年轻时在父亲的教导下读过。屈原是“千古词赋之祖”，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大诗人。我很欣赏他的才华，所以他的作品我也曾背诵过一些。与唐诗、宋词相比，屈原的作品显得古雅，也比较难懂。将这些作品译成英语，并不容易。孙先生有深厚的国学底子，所以能挑起这付重担。译成英诗，首先要确切理解原文。其次，既然作品古雅，翻译时用的英语也要“古雅化”。这一点，孙先生是做到了的。例如他用descendest，hoverest，shinest，couldst等，也用runneth，kennot（即knownot）等。译《九歌》则用韵。我觉得孙先生译此书，是煞费苦心的。现在孙先生已离我们而去，我们读这本书，应深切体会这位老学者译书的苦心而珍惜之。
现在的中年人与青年人不一定读过屈原的作品。他们应该欣赏这位千古词赋之祖的诗歌。原诗不大容易理解，读英译本可帮助理解这些诗歌。1950年我在美国留学时，认识一些美国人，他们曾学习我国的文言文，但论读孔子的《论语》，有HerbertGiles的ConfucianAnalects就方便得多。1983－1984年我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为美国研究生开一门“中西诗歌比较”的课，修这门课的人不懂汉语，这时就全靠我的英译文了。因此将中国诗歌译成英语，对宣扬我国文化起不小的作用。我在读孙先生的这本书时，也充分感觉到这一点。
目前我们在提倡比较文学的研究。对于比较文学来说，翻译就起更重大的作用。我国的文学如果不译成外文，外国人就无法从事比较研究。在文学之中，诗歌是比较难译的。因此译诗非常重要，我们应重视译诗这项工作。
1998年3月于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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